三国评论-三国里的良策与庸策

最近有一本叫《良策与庸策》的书,在《金融时报》与高盛合办的2011年度最佳商业书选举,名列最后甄选名单并与其余五位作者分享5万英镑奖金。伦敦商学院教授John Kay指《良策与庸策》是第一本吸引他“开卷便不能释手”的有关策略的书籍。看了信报研究部介绍鲁梅尔特(Richard Rumelt)的《良策与庸策》(Good Strategy/Bad Strategy: The Difference and Why It Matters),令我想到三国里的实例更能突显二者的分别。

所谓的庸策,其一是没有诊断出问题核心,并在没有合理理据下将主观愿望幻想成客观结果的策略。就比如刘季玉在面对曹操可能的入侵下,没有去想问题的重点是益州可以成为抗衡天下的要塞,为兵家必争之地;不管是曹操还是刘备,都是世之枭雄,肯定会以集团利益为依归而垂涎益州。反之,尽管他与刘备没有手足之情,却又假设刘备与自己同宗,不会骨肉相残;引刘备入川,他会无条件帮助自己抵御外敌云云。这个主观愿望是美好的,但没有顾及到客观事实是刘备没有想得那么美好。结果,益州得到的是和刘备的三年战争。

另一种庸策,是一些忽略现有条件,并制定过高的目标,使之沦为空泛口号的策略。我不太想举这个例子,因为我觉得姜维人挺不错,而且很悲剧,可惜伯约他在11次伐魏上确实有欠妥当。即使诸葛亮在的时候,蜀国因为地小而积弱,尔后又征战连年,国力肯定有所不继。本来北伐中原,复兴汉室,昭先帝和丞相遗愿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不过,无视国力不继,同僚的非议排斥,以及君主受小人蒙蔽等问题,一心陶醉在北伐大计中,回避了当下最主要而且最麻烦的矛盾-整顿内政;因此虽然本意是好的,北伐的功绩可以斟酌,但实际上间接变成了鸵鸟政策,最后蜀国还是栽在这些问题上。天知道如果姜伯约用他的才智整顿内务,培训好蜀国的接班人,稳守突击,三国会否有另一个结局呢?

鲁梅尔特还指出,问题诊断、政策指导、专致行动(Diagnosis,Guiding Policy,Coherent Action)是良好策略核心(Kernel)元素。就像曹操在官渡之战,他很清楚曹魏集团当下的主要矛盾是寡不敌众却又要击退袁绍,以及军中粮草不继;当中又以击退袁绍为首要目标。他知道这时候的策略是要速战速决,还要某个战机达到最大的杠杆效应。许攸来投和暴露了袁军屯粮弱点,这一件事完全为他拟好的策略方针赋予了实在的执行纲领。因此,劫乌巢达到以小胜多的大逆转。由于成功击退袁绍,那么曹军粮尽的问题也就自然一扫而空。

有时候,良策不需要很复杂,只需要确实的执行。就像张辽逍遥津一役,就是趁敌军未安顿好突然正面袭击,擒贼先擒王,策略简单而鲜明之至。策略虽然简单,但效果震慑了整个东吴,数百之众退了十万吴军,还得了一个”张辽止啼”的称号。天山一役也是,张辽一句狭路相逢勇者胜,便在栈道上杀入敌阵砍翻陈兰。良策不是以繁简为标准,而是能针对主要问题提出最有效的方法,并且得到及时和贯彻始终的执行。

通常,胸怀良策的领袖,拥有像郭嘉分析二袁般能洞察问题核心的能力;也拥有像贾诩一样的智慧,能针对问题的弱点施于痛击。最后还需要有像刘备,曹操,孙权般克服困难和强敌的毅力和决心。屡战屡败不要紧,最重要是在失败中保护好自己的团队,从中学习,从新出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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