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國評論-三國裡的良策與庸策

最近有一本叫《良策與庸策》的書,在《金融時報》與高盛合辦的2011年度最佳商業書選舉,名列最後甄選名單並與其餘五位作者分享5萬英鎊獎金。倫敦商學院教授John Kay指《良策與庸策》是第一本吸引他「開卷便不能釋手」的有關策略的書籍。看了信報研究部介紹魯梅爾特(Richard Rumelt)的《良策與庸策》(Good Strategy/Bad Strategy: The Difference and Why It Matters),令我想到三國裡的實例更能突顯二者的分別。

所謂的庸策,其一是沒有診斷出問題核心,並在沒有合理理據下將主觀願望幻想成客觀結果的策略。就比如劉季玉在面對曹操可能的入侵下,沒有去想問題的重點是益州可以成為抗衡天下的要塞,為兵家必爭之地;不管是曹操還是劉備,都是世之梟雄,肯定會以集團利益為依歸而垂涎益州。反之,儘管他與劉備沒有手足之情,卻又假設劉備與自己同宗,不會骨肉相殘;引劉備入川,他會無條件幫助自己抵禦外敵云云。這個主觀願望是美好的,但沒有顧及到客觀事實是劉備沒有想得那麼美好。結果,益州得到的是和劉備的三年戰爭。

另一種庸策,是一些忽略現有條件,並制定過高的目標,使之淪為空泛口號的策略。我不太想舉這個例子,因為我覺得姜維人挺不錯,而且很悲劇,可惜伯約他在11次伐魏上確實有欠妥當。即使諸葛亮在的時候,蜀國因為地小而積弱,爾後又征戰連年,國力肯定有所不繼。本來北伐中原,復興漢室,昭先帝和丞相遺願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不過,無視國力不繼,同僚的非議排斥,以及君主受小人蒙蔽等問題,一心陶醉在北伐大計中,回避了當下最主要而且最麻煩的矛盾-整頓內政;因此雖然本意是好的,北伐的功績可以斟酌,但實際上間接變成了鴕鳥政策,最後蜀國還是栽在這些問題上。天知道如果姜伯約用他的才智整頓內務,培訓好蜀國的接班人,穩守突擊,三國會否有另一個結局呢?

魯梅爾特還指出,問題診斷、政策指導、專致行動(Diagnosis,Guiding Policy,Coherent Action)是良好策略核心(Kernel)元素。就像曹操在官渡之戰,他很清楚曹魏集團當下的主要矛盾是寡不敵眾卻又要擊退袁紹,以及軍中糧草不繼;當中又以擊退袁紹為首要目標。他知道這時候的策略是要速戰速決,還要某個戰機達到最大的杠杆效應。許攸來投和暴露了袁軍屯糧弱點,這一件事完全為他擬好的策略方針賦予了實在的執行綱領。因此,劫烏巢達到以小勝多的大逆轉。由於成功擊退袁紹,那麼曹軍糧盡的問題也就自然一掃而空。

有時候,良策不需要很複雜,只需要確實的執行。就像張遼逍遙津一役,就是趁敵軍未安頓好突然正面襲擊,擒賊先擒王,策略簡單而鮮明之至。策略雖然簡單,但效果震懾了整個東吳,數百之眾退了十萬吳軍,還得了一個”張遼止啼”的稱號。天山一役也是,張遼一句狹路相逢勇者勝,便在棧道上殺入敵陣砍翻陳蘭。良策不是以繁簡為標準,而是能針對主要問題提出最有效的方法,並且得到及時和貫徹始終的執行。

通常,胸懷良策的領袖,擁有像郭嘉分析二袁般能洞察問題核心的能力;也擁有像賈詡一樣的智慧,能針對問題的弱點施於痛擊。最後還需要有像劉備,曹操,孫權般克服困難和強敵的毅力和決心。屢戰屢敗不要緊,最重要是在失敗中保護好自己的團隊,從中學習,從新出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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